王伯祥夫妇

　　北京小雅宝胡同一个普通的四合院，院子并不大。北屋青瓦明窗，还显宽敞。南屋已低矮了许多，东西二屋均向院内跨进一步，使院子变小了，就像一个大的“天井”。宅院主人王伯祥是个雅人，为宅院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小雅一廛”。

　　王伯祥1890年生于苏州，我国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出版家。解放后，他先在开明书店工作，后应郑振铎之邀，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文学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，王伯祥也便成了那儿的二级研究员。在此期间，他选注了《史记选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，一再重印，受到广泛好评；完成了《增订李太白年谱》，为选注《唐诗选》做准备工作；并为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断句复校，促使这一关系重大的清代书籍重新公开面世；还参加其他许多有意义的文化工作，此处不一一列举。

　　建国以来，王伯祥深为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所鼓舞，他本人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，被推为中国史学会理事，先后任第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“文革”中，王伯祥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。因其年龄大，当文学所的众多研究员被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的时候，王伯祥仍可以较为安静地坐在他的四合院家中。他的子孙辈已有70多人，但大多不在身边，老人时感无名的孤寂。在这个时候，他非常希望能见到老友。

　　王伯祥、章元善、顾颉刚、叶圣陶、俞平伯，这五位文化名人都是在苏州长大的，并称“苏州五老”。五人中以王伯祥年龄最长，俞平伯年龄最小，他们相知相交数十年，情谊深厚。

　　晚年的王伯祥因白内障严重，不方便出门，所以只能等着老友前来。起初，叶圣陶每周必来一次。由一位家人陪伴，从东四八条出门，五分钱坐四站公共汽车到王家。二老相见，总是非常高兴。王伯祥关心国家大事，眼睛不好后，每天必听新闻广播，以此代替看报。只是，别的报可以不看，《参考消息》却不能割爱，小字版看不清楚，便想看大字版，大字版一时订不到，叶圣陶那儿有，于是便由叶圣陶每周将报送来。二人从中学起即为好友，后一起从事文化事业，可谓志同道合。70多年兄弟般的深厚交情，虽然也有意见不统一而辩得面红耳赤的时候，但友谊并不因此淡薄。

　　“苏州五老”中，俞平伯比王伯祥小十岁，二人并不因年岁相差大而有丝毫隔阂。俞平伯更不会忘记，当举国上下都在批判他的时候，是王伯祥第一个去他门可罗雀的家里看望，并请他一起出去赏菊花，在什刹海北岸的烤肉季饭馆吃饭。这种友情，实为珍贵。俞平伯境况好一点后，便常来王伯祥家中看望。他总是十分性急，长按一声门铃，里面的人还没有回音，他便用脚踢到了门上。王伯祥耳朵非常好使，马上高兴地吩咐:“快开门，俞先生来了！”

　　顾颉刚、章元善也时常来看望。顾颉刚还特地用毛笔抄了一部十三经的大字本，以便王伯祥能看得清楚。

　　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也来看望，许多人将王伯祥视为可信赖的长者。王伯祥的孙女王绪芳回忆:“一天下午，阿爹意外地迎接了当时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。何先生告诉阿爹，他已于当天被宣布解放。他下班后特意绕道前来，将此事第一个告诉阿爹。我当然知道何先生那些年受了很多折磨，而且看到他和阿爹二人都很激动。我在想他为什么要在当天第一个告诉阿爹？这是因为阿爹为人坦诚正直，许多人愿意在感情和思想上与他相通。”王伯祥知识渊博，举凡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考古乃至哲学、伦理，无一不通。许多人遇到难题时，就不免想到王先生，都愿意来请教。有时会问到特别生僻的问题，王伯祥也会为之解答，或者指着家中的书架，告诉对方，从第几层第几本书中可以找到答案。对方总能得到满意的结果。王伯祥因此被誉为“活图书馆”。王伯祥也非常乐意倾听外界的新事物，每有亲朋好友来访，他总乐意静听对方讲一些新的见闻，每当听到任何一种从未接触的新事物时，他总是欣喜地说:“哎！真是学到老学不了啊！”

　　王伯祥的最后岁月，内心常充满孤独。妻子秦珏人1955年即已离开人世。九个儿女中，五个在外地，北京的四个也经常外出，王伯祥虽然常在信中鼓励他们积极对待生活，要跟上时代多学本领，但依然难掩自己内心的寂寞。

　　1975年8月27日，王伯祥在日记中写:“前数日，昏然默度，但有两三事可追记。一、忽然想起生活态度应如何，得一概念如次:以往的事不要怀念它，未来的事不必猜想它，当前的事必须正确对待它。坚持取舍。取，是积极的要接受什么或争取什么；舍，是消极的要放弃什么拒绝什么，都须有个精当的抉择，不可含糊。此一想法，可以演成一表，奈目力无济，不克写出。二、是对中国旧学的范围亦有较成熟的概念:凡文字、训诂、历象、声韵、历代章制因革、地理沿变，以至学术流别、艺林掌故、图籍聚散、金石存佚、目录版本之属，均需浅涉藩篱，粗举要略，始能择一专精，左右逢源，即所谓积厚流光，触类旁通也。往日谈此者，约举之曰:国故。侈言之曰:国粹。固非所宜而盲然不肯深思者，概以其‘旧’而鄙弃之，则不免病狂矣。每思作一《旧学辨》，以数陈之，力不逮也，今则已矣，姑留志于此。三、默坐中偶思尝见一旧联云‘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养转深沉’，深契于心，惜忘之出于谁氏矣，亦值得一记。”

　　日记中所说的“力不逮也”，是指王伯祥此时的身体已非常虚弱，白内障更加严重了，仅左眼能见一线光明，整日如在梦中度日。所以他虽然很想写《旧学辨》，但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完不成了，不得不在日记中无奈地写“今则已矣，姑留志于此”。

　　最后，王伯祥决定由自己口述，由幼子王湜华笔录之。写完之后，王伯祥又一再斟酌，几番修改，最终定稿。这是王伯祥生平最后一篇文章，文章虽仅千余字，但包罗万象，尤其针对性地对“破四旧”予以否定，这样的文章，在当时写出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王伯祥嘱咐王湜华，以毛笔将全文工整地抄写十余份，分送给当时还常有联系的极少数最亲近的友好颉刚、圣陶、平伯、元善、刚主、元白等先生。诸先生读后甚为惊喜。俞平伯写信给叶圣陶，问:“伯翁近作《旧学辨》想已得读。”叶圣陶回信，称:“伯翁之《旧学辨》已获读，列举旧学所包之广，恐将令问津者却步。”

　　《旧学辨》是在1975年中秋完成的。三个多月后，王伯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。 (张建安)

　　原载《人民政协报》转自北京大学（C-01）